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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明京杭大运河

景点分类:水利枢纽,上传时间:2008-7-14 20:13:12
元、明京杭大运河
京杭大运河始建于元,完善于明。它北起全国政治中心大都(今北京市),南到太湖流域的杭州。太湖流域是元、明乃至清三代全国经济、文化最发达的地区。这条运河将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结合在一起,沟通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,对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繁荣,加强国家的统一,都有巨大的作用。
 
1 凿济州河和会通河
自宋朝起,太湖流域便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产粮区,有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的说法。元朝以大都为都。都城官兵、百姓众多,粮食的消耗量极大,每年需要调入外粮200 多万石。太湖流域成了大都用粮的主要供应地。起初,南粮北运,元政府采用双管齐下的办法进行。一条管道是海运。粮船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锚,出长江口沿海岸北上,绕过山东半岛,驶入渤海湾,傍岸到直沽(今天津市),然后再循自河(今北运河)达通州(今北京市通县)。海运有优点,如运量大,节省人力和费用,但海难较多,常有船舶漂失,不及河运安全。
另一条渠道是河运。将江南粮食装船,沿江南运河、淮扬运河(扬楚运河)、黄河、御河(卫河,相当于永济渠中段)、白河抵通州。这条运道问题较多。黄河为西东走向,北上粮船须向西绕到河南封丘,航程很大;从封丘到御河,还有200 多里,无水道可以利用,必须改成车运,道路泥泞,车行困难。
元朝统治者迫切需要有一条径直而安全的水道,从大都直达江南。为实现这一愿望,关键问题是山东地区能否穿凿运河,只要在这里凿出一条渠道,南北直运问题便可迎刃而解。忽必烈派杰出的水利名家郭守敬深入当地调查,得出肯定的答案后,便在至元十九年(公元1282 年),委派兵部尚书奥鲁赤组织人力,在济州(今济宁市)境内施工。第二年完成,这便是济州河。它南起济州鲁桥,北到须城(治所在今东平县)安山,长150 里左右。这里地处鲁中山地西缘,与其南北相比,地势稍高。建设这条运河,解决水源问题和比降问题,都是工程的重点和难点。
汶水和泗水是运河附近两条稍大一点的河道,都发源于鲁中山地。前者向西向北流,是大清河的上源。后者向西向南流,是淮水的支流。两者之间,还有一条小水叫洸[guāng 光]水(一说洸水为汶水汊流),其流域地势又比汶、泗略高。于是,建设者们分别在汶、泗上游各建一座拦河坝,将汶、泗两水集中于洸水,沿洸水河道至任城(在今济宁市境)进入新开的济州河。
济州河一部分水南流,回到泗水故道,下通淮水;一部分水北流,回到汶水故道,汶水下通大清河。济州河的穿凿,沟通了淮水和大清河。汶、泗两水,雨季、旱季水量的差异较大,为了以丰补歉,保证济州河常年都有一定的水量,建设者们又于河旁修筑一些水柜,进行调剂。
由于济州河位于鲁中山地西缘,比南面的泗水河道和北面的汶水河道都高,因此,南北河床的纵比降都偏大。比降偏大,不仅航行困难,而且河水也容易流失。济州河本来水源不足,过多的河水流失,便会导至断航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建设者们在比降较大的河段上,修建了一批闸门,无船时,闭闸保水,来船时,开闸通航。大清河原是古济水的下游,它下注渤海。这样,南来漕船便可循泗水、济州河、大清河、渤海、白河,直达通州了。不过,大清河也不是一条理想的水道,除其本身水量不足外,又有潮水顶托和河口多沙等问题,漕船常常受阻。人们认为,南北之间内河航运还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,于是,又有会
通河工程的兴起。
首先建议穿凿这条运河的是寿张(治所在今山东梁山县西北)县尹韩仲晖和太史院史边源。经朝廷派人深入现场调查,确认切实可行后,命江淮行省断事官忙速儿、礼部尚书张孔孙、兵部郎中李处选负责施工,征丁夫三万人服役。至正二十六年(公元1289 年)开工,南起须城安山,接济州河,北到临清,与卫河会合,长约250 里。行船的渠道工程,当年凿成,解决比降、保水等问题的坝闸,则在以后陆续完工。这段新凿的运道,初名安山渠,后来,因为它是条“古所未有”的“通江淮之运”的水道,南粮可以直达京郊,忽必烈十分高兴,正式赐名为“会通河”。
鲁西一带,地势高干南面的江苏和北面的河北,是南北大运河的河脊,水源又比较短缺,工程十分复杂,但人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建成济州、会通两河,使南北水运联成一线,在我国运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当时两河虽然因为技术上的原因,还不能通航较大的船舶,因而也没有取代海运,成为南北漕运的主要渠道,但它却为明代完成这一任务奠定了基础。
2 浚坝河、通惠河
大都一带的对外水上交通,古已有之。隋朝有永济渠。不过,永济渠的北段主要由桑干水改造而成。唐朝的某个时候(史文没有记下具体年代),由于桑干水的改道,永济渠已经通不到涿郡了。金朝,中都(今北京市)有一条名叫“闸河”的人工河道,由都城东到潞河,可以漕粮。金后期,迫于蒙古汗国的威胁,迁都洛阳,闸河逐渐淤塞。
元朝初年,为了解决大都——通州间的粮运问题,在至元十六年(公元1279 年),采纳郭守敬的建议,在旧水道的基础上,拓建成一条重要的运粮渠道,叫阜通河。阜通河以玉泉水为主要水源,向东引入大都,注于积水潭。再从潭的北侧导出,向东从光熙门南面出城,接通州境内的温榆河。温榆河下通白河(北运河)。玉泉水的水量太少,必须严防泄水。运河河道比降太
大,沿河必须设闸调整。为了上述两个目的,郭守敬于40 多里长的运河沿线,修建了七座水坝,人称“阜通七坝”。阜通七坝闻名大都,民间则称这条运河为坝河。坝河的年运输能力约为100 万石上下,在元朝,它与稍后修建的通惠河,共同承担由通州运粮进京的任务。
元朝初年,在大都除凿坝河外,还凿了一条名叫金口河的运道。金口河初开于金,后来堵塞。元朝在郭守敬主持下,于至元三年(公元1266 年)重开。它以桑干水为水源,从麻峪村(在今石景山区)附近引水东流,经大都城南面,到通州东南的李二村与潞河会合。这是一条从营建大都的需要出发,以输送西山木石等建筑材料为主的水道。由于金口河的比降更大,流水湍急,河岸常被冲塌;又由于桑干水泛滥时有可能循金口河东下,危及大都的安全,后来郭守敬又将它堵塞。
起初,元朝南粮运输入都,虽然实行海运、河运并举,由于海运属初创,船小道远,运量不算太大;而河运又有黄河、御河间一段陆运的限制,运量很少。两路运到通州的粮食总计才100 多万石,由通州转运入京的任务,坝河基本上可以承担。但后来,因为海运不断改进,采用可装万石的巨舶运粮,也摸索出比较径直的海道,再加上济州、会通两河的穿凿,漕粮的数量又逐步增加①。这样,大都、通州之间,仅靠坝河转运,就比较困难了,于是有第二条水运粮道通惠河的穿凿。至元二十九年(公元1292 年),新河工程正式开工,以都水监郭守敬主其事。开拓水源是兴建这条运河的关键。郭守敬通过实地勘查,知道大都西北山麓,山溪泉水很多,只要将它们汇集起来,新河的水源问题,便可基本解决。于是,他从昌平县的白浮村起,沿山麓、按地势向南穿渠。它大致说与今天的京密水渠并行,沿途拦截神山泉(白浮泉)、双塔河、榆河、一亩泉、玉泉等,汇集于瓮山泊(昆明湖)。瓮山泊以下,利用玉河(南长河)河道,从和义门(今西直门)北面入城,注于积水潭。以上这两段水道是新河的集水和引水渠道。瓮山泊和积水潭是新河的水柜。集水渠和水柜为新河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水量。积水潭以下为航道,它的径行路线为,从潭东曲折斜行到皇城东北角,再折而南下,沿皇城根径直出南城,沿金代的闸河故道向东,到高丽庄(通县张家湾西北)附近,与白河会合。从大都到通县一段,为了克服河床比降太大和防止河水流失,修建了11 组复闸,有坝闸24 座,并且派遣闸夫、军户管理。这些坝闸,起初为非永久性工程,用木料制作,后来改成永久性的砖石结构。由引水段和航运段组成的这条新河共长160 多里。经过一年多的施工,主体工程建成。它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。通惠河的建成,大都的粮运问题基本解决。积水潭成为重要的港口,“舳舻蔽水”,盛况空前。
3 会通河的治理
起初,会通河的范围较小,仅指临清——须城(东平)间的一段运道。后来,范围扩大,明朝将临清会通镇以南到徐州茶城(或夏镇)以北的一段运河,都称会通河。会通河是南北大运河的关键河段。明洪武二十四年(公元1391 年),黄河在原武(河南原阳西北)决口,洪水挟泥沙滚滚北上,会通河1/3 的河段被毁。大运河中断,从运河漕粮北上被阻。永乐元年(公元1403 年),定北平为北京,准备将都城北迁。永乐帝鉴于海运安全没有保证,为解决迁都后的北京用粮问题,决定重开会通河。永乐九年(公元1411 年),他命工部尚书宋礼负责施工,征发山东、徐州、应天(南京)、镇江等地30 万民夫服役。主要工程为改进分水枢纽、疏浚运道、整顿坝闸、增建水柜等。其中有些工程在当年即告完成。改进分水枢纽。元朝的济州河,以汶、泗为水源,先将两水引到任城,然后进行南北分流。由于任城不是济州河的最高点,真正的最高点在其北面的南旺,因此,任城分水,南流偏多,北流偏少。结果,济州河的北段,河道浅涩,只通小舟,不通大船。分水枢纽选址失当,是元朝南北大运河没有发挥更大作用的主要原因。宋礼这次治运河,对它作了初步改进。他除维持原来的分水工程外,又采纳熟悉当地地形的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,在戴村附近的汶水河床上,筑了一条新坝,将汶水余水拦引到南旺,注入济州河。济州河北段随着水量的增多,通航能力也就大幅度地提高了。几十年后,人们对这一分水工程又作了比较彻底的改进,即完全放弃元朝的分水设施,将较为丰富的汶水,全部引到南旺分流,并在这里的河床上建南北两坝闸,以便更有效地控制水量。大体上说为三七开,南流三分,南会泗水,北流七分,注入御河。人们戏称:“七分朝天子,三分下江南。”疏浚河道。可分两个部分。一是将被黄河洪水冲毁的一段运道,改地重新开凿出来。旧道由安山湖西面北注卫河,新道改从安山湖东面北注卫河。改道到湖东,黄河泛滥时,有湖泊容纳洪水,可以提高这段水道的安全程度。又因为这里的地势西高东低,运道建于湖东,便于引湖水补充运河水量。二是展宽浚深会通河的其他河道。一般说,要将它挖深到13 尺,拓宽到32 尺。这样,即便是载重量稍大的粮船,也可顺利通过。整顿坝闸。南旺湖北至临清300 里,地降90 尺。南至镇口(徐州对岸)290 里,地降116 尺①。会通河南北的比降都很大。为了克服河道比降过大给航运造成的困难,元朝曾在河道上建成31 座坝闸。这次明朝除修复元朝的旧坝闸外,又建成七座新坝闸,使坝闸的配置更为完善,进一步改进了通航条件。由于会通河上坝闸林立,因此,明人又称这段运粮河为“闸漕”。除上述工程外,为了更好地调剂会通河的水量,宋礼等人“又于汶上、东平、济宁、沛县并湖地”,设置了新的水柜。
经过明朝初年的大力治理,会通河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,漕船载粮的限额,每船由元朝的150 料,提高到明朝的400 料;年平均运粮至京的数量,由以前的几十万石,猛增到几百万石。明初成功地重开会通河,加强了永乐帝迁都北京的决心,并宣布停止取道海上运输南粮。
4 穿淮北新河
自南宋初年,杜充决黄河阻金兵南下起,黄河下游南迁,循泗、淮水道入海。元、明两代的南北大运河,从徐州茶城到淮安一段,便利用河淮水道作为运道,人称“河运合槽”或“河淮运合槽”。它长约500 里。黄、淮水量丰富,在一般情况下,运道无缺水之患。但黄河多沙,汛期又多洪灾,也严重威胁航运。人们认为黄河对于运河,既有大利,也有大害,有“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,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”的说法。但自元、明以来,黄河下游由于南迁日久,河床泥沙淤积与日俱增,决口频仍,对于运河,发展到了害大于利的地步。于是,从明朝中后期到清初,人们竭力设法变“河运合槽”为“河运分立”,在淮北地区,陆续穿凿了一批运河新道,甚至将会通河南段的部分运道,也予以放弃。
最早在淮北开的一条新河叫夏镇新河。嘉靖五年(公元1526 年),黄河在鲁西曹县、单县等地决口,冲毁了昭阳湖以西一段运河。南北漕运被阻,明朝遂决定穿凿新河。嘉靖七年(公元1528 年),以盛应期为总河都御史,征集近10 万夫役穿凿。工程过半,由于盛氏督工太急,怨声四起,又值大旱成灾,为防止爆发变乱,中途停工,只好草率修复旧道,勉强通航。嘉靖四十四年(公元1565 年),黄河又在江苏丰县、沛县决口,昭阳湖以西一段运道堵塞更甚。第二年,遂再度兴工,穿凿新河,由工部尚书朱衡主持,嘉靖四十六年(公元1567 年)完工。这段新河,北起南阳湖南面的南阳镇,经夏镇(今微山县治所)到留城(已陷入微山湖中),长140 里,史称夏镇新河或南阳新河。旧河在昭阳湖西,原属会通河南段,易受黄河泛滥冲击。新河在湖东,有湖泊可容纳黄河来水,比较安全继夏镇新河之后开的另一条新河叫泇河运河。隆庆三年(公元1569 年),黄河决沛县,徐州以北运道被堵,粮船2O00 多艘阻于邳州(治所在今睢宁西北)。开泇河的建议遂提出,但未被朝廷采纳。几十年后,黄河在山东西南和江苏西北一带再度决口、泛滥加剧,徐州洪、吕梁洪等河段屡屡断水,情况非常严重。于是,在主管工程的官员杨一魁、刘东星、李化龙等人相继主持下,除治理黄河外,又于微山湖的东面和东南面,穿凿新河,经过多年断断续续施工,到万历三十二年(公元1604 年),全部完工。它北起夏镇,接夏镇新河,沿途纳彭河、东西泇河等水,南到直河口(江苏宿迁西北)入黄河,长260 里。它比旧河顺直,又无徐州、吕梁二洪之险,再加上位于微山湖东南,黄河洪水的威胁较小,所以它的穿凿,进一步改善了南北水运。由于它以东、西两泇河为主要补充水源,故名泇河运河。最后,在明末清初,又穿通济新河和中河。河运分离工程是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治理运河的主要工程之一,它的完工,使淮北地区的运河基本上摆脱了黄河的干扰,保证了运河的正常航行。
5 南河的改造
从春秋末年起,江、淮之间一直有运河沟通。这条运河南起今日扬州市,北到今日清江市。它在历史上曾相继被称为邗沟、中渎水、山阳渎、扬楚运河、淮扬运河、淮南河等,明朝称南河。由于它也是南粮北运的必经孔道,而又存在着许多问题,所以也是明清时期治理的主要对象之一。自元朝到明初,这段运河都在淮安城北与河淮合槽连接。平时运河水位高,黄河水位低,运河水量容易流失。黄河汛期,水位黄河高运河低,黄河的洪水和泥沙,又容易冲积运河河道。明朝初年,当陈瑄继宋礼负责治理河运时,在河运交接处,并排修建以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命名的五坝,以防止运河水量流失和黄河洪沙涌入。当时所以建坝五座,旨在便于舟船分散盘坝,以减少等候时间。以后,又因盘坝毕竟费工、费时,陈瑄又在当地故老指点下,重开宋朝沙河故道,并在道上每隔10 里左右修一闸门,共修五闸。舟楫进出河运,改走此道,舟来开闸,船去立即关闭,既便捷,又无运河水量流失、黄河洪沙内灌的问题。在较好地解决河运连接问题的同时,陈瑄也比较妥善地处理了江运间的通航问题。本来运河只有一口入江,后来,由于长江北岸泥沙的堆积,旧口渐淤,只好又开新口。到明朝,实际上形成了多个通江运口,如仪真(今仪征)运口、瓜洲运口、白塔河口、北新河口等。江运间多口相通,虽有维修工作繁重、容易泄水等缺陷,但优点也不。一是当时运河已颇繁忙,过往舟船很多,多口出入可以避免拥挤。二是各地来船可以就近入运,既缩短运道,又减少江上风险。如从长江中上游来船,可进最西面的仪真运口;从太湖流域取道镇江北上的漕船,可入瓜洲运口,来自太湖流域取道孟渎或德胜新河的粮船,渡江便可进入白塔河和北新河。陈瑄等对于这些运口,基本上都加以治理,如疏浚港道,建筑水坝和闸门等。在运口修建闸门,工程比较复杂,但它便于舟船进出;在长江水位下降时,可以关闸防止运河水量流失;在长江涌潮水位提高时,可以开闸引水。除南北两端外,明朝对南河的河道,也进行大规模的整治,主要的工程是建湖堤、穿月河等,逐步使湖运分离。南河有很长的航道属河湖不分,即以自然湖泊为航道,漕船穿湖航行。但是,湖大、风急、浪高,常有舟船覆没。为防止湖浪翻船,起初,明朝在宝应老人柏丛桂的建议下,决定修建护船湖堤,另穿航道。较早的一次工程实施于洪武九年(公元1376 年),当时发淮扬丁夫五万,“筑高邮湖堤二十余里,开宝应倚湖直渠四十里,筑堤护之。”(《明史·河渠志三》)既在高邮湖中筑堤防浪,保护粮船从堤旁通航;又在宝应湖旁开渠,并在湖渠之间筑堤护渠。宣德年间(公元1426—1435 年),陈瑄主持河运工程时,又把这项工程扩展到白马、氾光等湖(图4)。这种护运湖堤为砖土结构,抗御风浪的性能较差,虽有保护漕船的作用,但其本身极易被风浪摧毁,维修任务十分繁重。为了改变这种情况,于是弘治年间(公元1488—1505 年),在户部侍郎白昂主持下,复河(月河或越河)工程开始修建。他主持穿凿的这条复河叫康济河,长40 里,西距
高邮湖数里,在旧渠之东,引湖水为水源。由于离湖较远,风浪不及,比较安全。继白昂之后,万历十三年(公元1585 年),采纳总漕都御史李世达建议,又在宝应湖东穿弘济月河,长1700 余丈。接着刘东星也在万历二十八年(公元1600 年),在邵伯、界首两湖的东面,分别凿成邵伯月河和界首月河。前者长18 里,宽18 丈多,后者长12 里多。经过这一系列工程,南河航道,基本上摆脱了湖浪的威胁。
6 其他运道的浚治
太湖流域是明朝的主要产粮区,“国税”约占全国1/6 以上,外运任务繁重。由于水量丰富,这里航道的情况基本良好。但为了进一步提高运输能力,明朝也一再动工建设这里的航运工程。除了治理地势略高的镇江——常州一段江南河的水道外,主要的是改造孟渎。孟渎在江苏常州市西北,西南通江南运河,东北通长江,为唐人孟简改造旧水道而成,用于溉田和排泄太湖流域的洪水。明永乐时,征集民夫10 万加以扩建,使之也成为重要的北通长江的运粮渠道。此外,宣德六年(公元1431 年),又在孟渎之东穿德胜新河,给江南运河开辟了又一条入江支线。
大运河中,临清——天津间的一段航道,由卫河改造而成。卫河本身水量不足,主要由漳水补充。但漳水水量变化很大,河道也常有变迁。为了不至因漳水改道而卫河缺水,也为了不致因漳水发水而卫河溃决,明代在卫河上也修建了不少工程。除引漳工程外,还凿了一批减水河,如山东恩县(并入平原县)四女寺减河,河北沧州捷地减河,青县兴济减河等。这些减河可使卫河中过多的水,有控制地东排入海,以保证运河不被洪水冲毁。清朝也很重视对这些减河的维修。
京杭大运河,由于明代人们的不懈努力,与元代初建时相比,有很大的发展。其中只有通惠河(明叫大通河)是另一种情况,它萎缩了。
在元朝,通惠河主要以西山诸泉为水源,虽然充裕,但总还能维持大都到通州的航运。明朝以后,由于白浮泉等日益干涸,以及皇家园苑耗水剧增等原因,运河水量严重不足。其间,虽然经过人们一再整治,如明朝多次修理沿河坝闸,尽量减少水量流失;清乾隆时开辟昆明湖,以增加蓄水量,但都没有明显好转。运河粮船只能到达通州,只有小船经盘坝后,勉强可以通到大
通桥。
京杭大运河长1790 多公里,是古今中外最长的运河。沿线自然条件复杂,地势高低不一,水源丰枯不等,洪沙灾害频仍。人们用开拓水源、设置水柜、建立坝闸、分离河运、穿凿减河等工程和方法加以克服,使这条最长的运河经久不衰,历时长达六个世纪。这是千千万万人民聪明睿智、顽强拼搏的结晶,是民族和国家的骄傲。
元、明二代,国家的统一不断加强,与大运河促进南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联系有密切的关系。大运河推动了经济、文化的发展,明、清时期,我国农、工、商业都很繁荣,特别是运河地区。当时全国兴起了30 多座城市,绝大部分分布在运河沿线。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,也在这里诞生。到19 世纪末期,由于黄河北迁,大运河遭到严重破坏;又由于火车、海轮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兴起,铁路、海运等南北新的交通干线的形成,大运河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。不过,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进展,大运河将再度焕发青春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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