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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唐水利

景点分类:水利枢纽,上传时间:2008-7-13 10:17:54

周、秦、两汉时期是我国运河史的早期阶段,当时虽在全国各地凿成许多运河,但还没有形成以骨干运河为主的、全国性的运河网络,同时,对自然河道改造的程度也不深,水道比较浅涩弯曲,通航能力较差。隋、唐、宋的运河不同,凿成了一批以都城为中心,通向全国一些主要经济区的又长又深的大运河。
1 东连黄河的广通渠
在我国历史的早期,帝王们选择自己的都城时,往往要把目光投向长安。因为它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心,土地肥沃;平原四周又有大山环抱,退可以守,进可以攻。就是因为这些原因,当隋文帝杨坚结束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后,也以长安作为这个统一王朝的都城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,政局动荡,关中经济情况难以与盛极一时的西汉相比。西汉仅郑白渠即可灌溉农田四万多顷。魏晋南北朝时,这里有许多灌溉工程因无暇维修而湮废。因此,隋定都长安后,仰仗东粮西运的程度,远远超过西汉。这就决定了隋在立国不久,便着手穿凿长安——黄河间的运粮渠道。
西汉时,因渭水运量很少,曾在长安黄河间凿过一条名叫漕渠的运河。后来,因东汉定都洛阳,粮食西运任务大减,漕渠由于失修,不久报废。隋朝只好重开新渠。隋开皇元年(公元581 年),隋文帝命大将郭衍为开漕渠大监,负责这一工程。他“部率水工,凿渠引渭水,经大兴城(长安城)北,东至于潼关,漕运四百余里,关内赖之,名之曰富民渠”。(《隋书·郭衍传》)富民渠虽发挥重要作用,但因仓促成渠,渠道浅窄,航运能力有限,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东粮西运的需要。隋开皇四年(公元584 年),只好再次动工,加以改建。
这次改建,要求凿得深宽顺直,可通“方舟巨舫”。舫是一种两舟相并的船,体积大,容量多。《战国策·楚策》说:“舫船载卒,一舫载五十人,与三月之粮。”要通航这样大型重载的舫,渠道必须又深又宽。改建工程由杰出的工程专家、大兴城的设计者宇文恺主持。动工之前,他先派“工匠巡历渠道,观地形之宜”(《隋书·食货志》),以便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,将渠道布置得更为合理。在上下共同努力下,工程进展顺利,当年即峻工。新渠仍以引渭水为主要水源,自大兴城至潼关,长300 余里,命名为广通渠。广通渠的运量大大超过旧渠,对缓和关中粮食的紧张情况,有重要作用。隋开皇五年(公元585 年),关中大旱,但是无灾。当时所以旱而无饥荒之灾,与发放300 多万石广通仓的粮食有关。广通仓在广通渠旁的华州(今华县),这里的粮食,就是沿广通渠从东方运来的(图1)。
从潼关以东运粮入关,广通渠以下一段水路是黄河。黄河有三门砥柱之险,砥柱为两个石岛,兀立河心,堵塞航道,形成神门、鬼门、人门三条险道,神、鬼二门无法通舟,人门虽可勉强航行,但风险很大,经常船沉人亡。三门砥柱是当时东粮西运的“瓶颈”。于是,又有隋开皇十五年(公元595年),下令“凿砥柱”。不过,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,“凿砥柱”的工程很少进展,只好半途而废。
2 沟通河淮的通济渠
隋初定都长安。公元604 年,杨广杀其父隋文帝夺取皇位,他便是历史上以骄奢著称的隋炀帝。他认为关中与山东、江南、河北等地,道路遐远,“兵不赴急”,应将都城东迁,于是立即下诏营建东都洛阳。接着,又陆续发令穿凿以东都为中心、通向江淮、河北等地的大运河,以加强对这些主要经济区的联系和控制。
最先穿凿的是通济渠,凿于隋炀帝大业元年(公元605 年)。通济渠可分西、中、东三段。西段以东都洛阳为起点,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,在旧有渠道阳渠和自然水道洛水的基础上扩展而成,到洛口与黄河会合。由于古阳渠又称通济渠,人们就把这一名称由西段扩大到了中段和东段。中段以黄河边上的板渚(河南荥阳西部)为起点,引黄河水作水源,向东到浚仪(河南开封市)。这一段原是汴渠上游,隋朝加以浚深和拓宽。浚仪以下,与汴渠分流,东南走向,经宋城(今河南商丘县南)、永城、夏丘(今安徽泗县)等地,到睢眙注入淮水。这是东段,多由自然水道拓展而成。当时,浚仪以下所以不再利用汴河旧道而另开新渠,与如下一些因素有关。汴河东段的位置偏北偏东,隋炀帝南巡江都,南粮北运进京,都过于绕远。况且从汴河入淮,必须取道泗水,而泗水航道曲折,又有徐州洪、吕梁洪之险,二洪“悬水三十仞,流沫九十里”(《水经注·泗水注》),经常翻舟,航行很不安全。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,浚仪到睢眙,地势比较平缓,河床比降适度;同时,经此而接邗沟,与经汴相比,航程也缩短许多。再加上当时河淮之间经济比较发达,是全国户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①,为加强东都与这里的联系,也需凿渠穿行这里。
通济渠三段全长近2000 里。它不仅渠道长,而且因为要航行皇帝的龙舟,龙舟长200 尺,上建四层重殿,高45 尺,所以必须凿得又宽又深。深度多少,不见记载,宽度规定为40 步。隋朝一步六尺,即渠宽为240 尺,① 隋朝共有190 郡,每郡管辖若干个县。其中只有44 郡的辖县县平均户口在万户以上,而河、淮之间即占有九郡(河南、荥阳、梁郡、谯郡、彭城、颍川、淮阳、汝南、汝阴等),可见这里户口的密集程度。宛如一条大河。此外,通济渠还有一批附属工程,如夹渠修筑平整的御道,以便数十万纤夫和军队行走;沿途修建数十座离宫,以便皇帝和后妃休息。整个工程由尚书右丞皇甫议负责,“发河南、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”(《资治通鉴·隋纪四》)服役。大业元年(公元605 年)三月动工,到八月便交付使用。当时隋炀帝立刻从洛口登上龙舟,带着后妃、王公、百官,乘坐几千艘舳舻[zhúlú逐卢],浩浩荡荡,南巡江都(图2)。
通济渠工程浩大,施工时间仅用半年,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运河史上的奇迹,它反映了我们祖先无与伦比的创造力。当然,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惊人的,由于凿渠和造船劳累过度,据《隋书·炀帝纪》载,“役丁死者十四五”!即约有40
—50 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通济渠凿成后,它与邗沟便成为黄河、淮河、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,南来北往的舟楫多走这一水道。特别是它对南粮北运,意义更为重大。
隋炀帝在洛阳周围建有许多大型粮仓,如洛口仓(又名兴洛仓)、回洛仓、河阳仓、含嘉仓等,这些仓城都储有大量粮食,其中洛口、回洛两仓,即多达2600 多万石,它们中的绝大部分,便是经通济渠从江淮一带运来的。
3 山阳渎和江南河
山阳渎即古邗沟,它南起邗城,北到山阳县(今江苏淮安)。邗沟初凿于春秋末年吴国,当时出于战争的临时需要,工程因陋就简,水道曲折浅涩,只通小舟,不通大船。后来,人们对它进行多次改造。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,是东汉末广陵(治所在今扬州市)太守陈登的改道,由樊梁湖往北,直至淮安入淮,改变过去绕道博芝、射阳两湖的曲折线路。这一改变奠定了后来邗沟的基本格局。隋文帝从伐陈的需要出发,又对部分渠道作了调整,将入淮水口由淤浅了的末口改到山阳。不过当时由于军事行动立即开始,来不及改造全渠。
隋炀帝为了提高山阳渎的航运能力,与通济渠配套,对这条古运河作了较为彻底的治理。在凿通济渠的同时,即大业元年(公元605 年),他又征调淮南10 余万人投入这一工程。当时除了按照通济渠的标准,浚深加宽渠道,修筑道路、离宫外,又穿凿了新的入江渠口。由于长江沙洲的淤涨,原来山阳渎的入江渠口堵塞严重。这次扩建,便将南段折而向西,开了几十里的新渠,使其从扬子(江苏仪征东南)入江。这就是隋唐时期著名长江渡口扬子津。山阳渎经过这次改造后,全线畅通无阻,像龙舟那样的庞然大物,也可进退自如了。
在建成通济渠和山阳渎后的第六年,隋炀帝又下令拓展江南河。春秋末年,太湖流域已有运河。秦始皇建立了统一国家以后,为了加强对吴中地区的控制,也为了东巡会稽(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,辖地有今苏南及浙江中北部)的需要,在春秋古运河的基础上加以扩建,沟通了北起丹徒(治所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南丹徒镇),中经会稽郡治,南到钱塘(浙江杭州市)的水道。这应是后来江南河的雏形。据说丹徒的得名,就是因为当时有3000 赭衣囚徒在此参加治河的缘故。丹徒、曲阿(治所在今江苏丹阳市)位于太湖流域西北部,这里的地势比附近其他地方稍高,因而从此经过的这段运道,河床偏高,河水不足,行船不畅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,三国、东晋时期,曾一再在此施工,如吴国疏浚丹徒——曲阿间的河床,以改善这里的航道;东晋于京口(镇江市)筑丁卯埭[dài 带]①,以控制河水泄入长江等。在上述基础上,隋炀帝扩建了江南河。《资治通鉴·隋纪四》载:“大业六年冬十二月②,敕穿江南河,自京口到余杭(今浙江杭州市),八百余里,广十余丈,使可通龙舟,并置驿宫、草顿,欲东巡会稽。”这里的会稽,
当指今浙江省绍兴市境内的会稽山,相传大禹曾会诸侯于此,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曾登此山“望于南海”(实指今东海),好大喜功的隋炀帝,大概也要效法大禹、秦皇的故事。不过隋炀帝登会稽的目的并未达到,因为下令穿凿不久,就被高丽战争和农民起义所困,再也无暇南渡长江了。但江南河的拓展,大大地推进了太湖流域航运的发展,也加强了与江、淮等地的联系。江南河至今仍是太湖流域的黄金水道。
4 北通涿郡的永济渠
在隋朝,今河南省东北部、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北省大部,是又一个经济发达、人口众多的地区,这个区域当时有户200 多万,在全国900 多万户中,几乎占了1/4。隋朝推行租庸调制,按户、丁征收粟帛,征发劳力,户多丁多,上调的粟帛等也多。这就需要有一条粮帛南运进京的水道。隋炀帝着意开拓边疆,积极准备用兵辽东,他以涿郡(今北京市)作为征辽基地,要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人员北运,也需要有一条从东都到涿郡的军需供应线。自东汉末年,曹操穿凿河北五渠后,那里虽然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水道,但它以自然河道为主,深浅不一,航路不畅,难以适应隋朝经济、政治、军事的需要。于是,隋炀帝在完成通济渠和山阳渎之后,决定在黄河以北,在曹氏旧有水道的基础上,拓展一条航运能力较大的运河,这就是穿永济渠。大业四年(公元608 年),“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,开永济渠,引沁水南达于河,北通涿郡。”(《隋书·炀帝纪上》)当初曹操发展河北水运时,白沟的渠首工程是“遏淇水入白沟”。隋炀帝的新渠与曹操旧渠相比,有两个重大改进。一是沁水源远流长,淇水无法与之相比,因此,新渠的水源远比旧渠丰沛。这是新渠航道远比旧渠通畅的基本因素。二是旧渠在白
沟、黄河之间筑有枋堰,由沟入河或由河入沟,舟船都必须盘坝或换船,这就大大降低了通航能力。新渠“引沁水南达于河,北通涿郡”,表明渠口建有分水工程,舟楫可以直接出入河渠,无须换船或盘坝,这就大大提高了通航能力。
永济渠也可分成三段。南段起于沁水入河处,北到卫县(治所在今河南浚县西)。这是当时新凿的渠道。卫县以下经馆陶、东光等地,至今天津市境与沽河会合。这是中段,它以曹操时的故道为基础,扩展成为大渠。由今天津市到古涿郡(今北京市)为北段,系改造两条自然河道而成。一条是古潞河下游,它位于今天津市和武清县间。另一条是桑干水(今永定河)下游,当时它位于今武清县到古涿郡南郊。南、中、北三段运河共长1900 里左右,大体说与通济渠相当。这也是一条历时很短、不到一年便完工的运河。它的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,但运输能力很强,并且也可航行庞大的龙舟。大业七年(公元611 年),隋炀帝伐辽东,当时他就是乘龙舟到达涿郡的。伐辽东出动军队100 多万人,后勤供输极大,主要就是沿这条水道北运。广通渠、通济渠、山阳渎、江南河、永济渠,虽然是五条运河,但由于它们的规格大体一致,组成了一个由长安—洛阳两都为中轴、成扇形、东南通余杭、东北到涿郡的完整的运河网,实为一条运河的五个组成部分。这个运河网把我国当时经济、政治、文化最发达的区域紧密地联在一起,对统一国家的巩固和繁荣,都有难以估量的作用。正是因为如此,隋炀帝兴建这些工程,虽然多从他本人需要出发,并给当时广大群众造成严重灾难,但后人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。唐末著名诗人皮日休便是这样认为的,在《汴河怀古》中说:
“尽道隋亡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通波。
若无龙舟水殿事,与禹论功不较多。”
5 唐朝的运河工程
唐朝的运河建设,主要是维修、完善隋朝建立的这一大型运河体系。同时,为了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,对旧有的漕运制度,还作了重要改革。隋文帝时穿凿的广通渠,原是长安的主要粮道。当隋炀帝将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洛阳后,广通渠失修,逐渐淤废。唐朝定都长安,起初因为国用比较节省,东粮西运的数量不大,年约几十万石,渭水尚可勉强承担运粮任务。后来,京师用粮不断增加,严重到了因为供不应求,皇帝只好率领百官、军队东到洛阳就食的地步。特别是武则天在位期间,几乎全在洛阳处理政务。于是,有天宝元年(公元742 年)重开广通渠的工程。新水道名叫漕渠,由韦坚主持。当时在咸阳附近的渭水河床上修建兴成堰,引渭水为新渠的主要水源。同时,又将源自南山的沣水、浐水也拦入渠中,作为补充水源。漕渠东到潼关西面的永丰仓与渭水会合,长300 多里。漕渠的航运能力较大,渠成当年(开元二年),即“漕山东(崤山以东)粟四百万石”。将山东粟米漕运入关,还须改善另一水道的航运条件,即解决黄河运道中三门砥柱对粮船的威胁问题。这段河道水势湍急,溯河西进,一船粮食往往要数百人拉纤;而且暗礁四伏,过往船只,触礁失事几近一半。为了避开这段艰险的航道,差不多与重开长安、渭口间的漕渠同时,陕郡(治所在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)太守李齐物组织力量,在三门山北侧的岩石上施工,准备凿出一条新的航道,以取代旧航道。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,虽然凿出了一条名叫开元新河的水道,但因当地石质坚硬,河床的深度没有凿够,只能在黄河大水时可以通航,平时不起作用。三门险道问题远未解决。
通济渠和永济渠是隋朝兴建的两条最重要的航道。为了发挥这两条运河的作用,唐朝对它们也作了一些改造和扩充。隋朝的通济渠,唐朝称汴河。唐在汴州(今开封市)东面凿了一条水道,名叫湛渠,接通了另一水道白马沟,而白马沟下通济水,这样,便将济水纳入汴河系统,使齐、鲁一带大部分郡县的租、调,也可循汴水西运。唐对永济渠的改造,主要有以下两个工程。一是扩展运输量较大的南段,将渠道加宽到17 丈,浚深到24 尺,使航道更为通畅。二是在永济渠两侧凿了一批新支渠,如清河郡的张甲河,沧州的无棣河等,以深入粮区,充分发挥永济渠的作用。
对唐朝政府来说,大运河的主要作用是运输各地粮帛进京。为了发挥这一功能,唐后期对漕运制度作了一次重大改革。唐前期,南方租调由当地富户负责,沿江水、沿运河直送洛口,然后政府再由洛口转输入京。这种漕运制度,由于富户多方设法逃避,沿途无必要的保护,再加上每一舟船很难适应江、汴(泛指运河)河的不同水情,因此问题很多。如运期长,从扬州到洛口,历时长达九个月。又如事故多、损耗大,每年有大批舟船沉没,粮食损失高达20%左右,等等。安史之乱后,这些问题更为突出。于是,广德元年(公元763 年)开始,刘晏对漕运制度进行改革,用分段运输代替直运。规定:江船不入汴,江船之运积扬州;汴船不入河,汴船之运积河阴(郑州市西北);河船不入渭,河船之运积渭口;渭船之运入太仓。承运工作也雇专人承担,并组织起来,10 船为一纲,沿途派兵护送等。分段运送,效率大大提高,自扬州至长安40 天可达,损耗也大幅度下降。
除漕运租、调外,大运河还大大促进了沿线许多商业城市的繁荣。如扬楚运河(即隋朝的山阳渎)南端的扬州和北端的楚州(治所在山阳县,今为淮安市),汴河上的汴州(今开封市)和宋州(今商丘市),永济渠上的涿郡等。扬州因为位于扬楚运河与长江的会合处,公私舟船,南来北往,都要经过这里,是南北商人的集中地,南北百货的集散处。它“十里长街井市连”,在全国州一级的城市中,位列第一,超过成都和广州,人称“扬一益二”。
汴州位于汴河北段,经过济水,东通齐鲁;经永济渠,北联幽冀;经黄河,可达秦晋,迅速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的大都会。后来,梁、晋、汉、周、北宋五代都建都于此,其主要原因,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水运方便的繁华城。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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